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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丘成桐和史蒂夫·纳迪斯.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翻译 夏木清, 译林出版社, 2021.

丘成桐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的华人,以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而著名。除此之外我对丘成桐的了解并不多。俄罗斯裔美国记者Masha Gessen曾写过一本书叫做《Perfect Rigor》,记载了数学家佩雷尔曼的一些事迹,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Masha也零星提到了丘,不过简短的文字之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丘的评价颇为负面。另外让我有印象的就是杨振宁和丘成桐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了。

《我的几何人生》是丘的自传,由于去年我刚读过杨振宁的传记,所以不自觉地就把他们做了比较。杨生于1922年,丘生于1949年,严格地说两人并不是同一代人,但他们的经历却有相似之处。两人年幼的时候生活都不太安定,杨是躲避战乱,丘是生活贫困,杨小时候看到蛇在房梁上爬,而丘则需要把进入屋里的蛇赶出去。两人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展示了自己的数学/物理天赋,获得了赴美继续学习的机会,并在美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成果。

不过,两人的传记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读《杨振宁传》的时候,我感到如沐春风,觉得大科学家就应当如杨一样;读《我的几何人生》时,我坐立不安,我感到这是一个技术并不高明的小丑在我面前表演节目,尴尬而且滑稽。

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的笔下全世界都与他为敌。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丘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在中美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誉,但是丘和他的老师闹翻了,和他的学生也闹翻了,和很多人都闹翻了。在他的眼里,这是由于数学界的黑暗,他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把问题指出来了,结果其他人容不下他。不过他对其他人的指责并没有说服力,他没有自省过,也许数学界是有黑暗,但那黑暗的来源就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丘没有基本的共情能力。试举一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概是这个时期,记不清了)丘经常回国交流。由于那时中美差距巨大,交流过程中经常会有朋友亲戚向丘打听出国的事,或者想请丘帮帮忙。丘对这些人非常鄙夷。从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觉得这些人太差劲了,怎么去得了美国?他只愿意帮助像他那样具有极高天赋的人。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在当年想出国追求更好的学习机会有什么问题呢?丘可以不提供帮助,为何要如此鄙视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人?

一个朋友给我讲过她认识的一个华人教授,不知是清华还是北大毕业的,自视甚高。这位华人教授手下有很多中国学生,但是在这些学生毕业后努力寻找机会留在美国时却不愿意帮忙(介绍工作机会、写推荐信等),他觉得美国是像他这样的清北天之骄子才能留下来的,一般人有啥资格留下来?我不否认此教授可能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但是做人却格局低下,不值一提。不知像这样的教授看到目前美国正已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下去,他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丘和这位教授有异曲同工之处——格局太小。作为一个大科学家,胸襟如此狭小,还是让人惊讶。

丘的语言读来让人非常不快。这本自传一开始是以英文写就的,如今翻译成中文,整本书翻译得十分流畅,应不至于有什么词不达意或者曲解的现象,应该说,丘就是这样的风格。若与这样的人同事,绝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体验。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丘为什么与他的老师学生都闹翻了。

举个小例,丘在介绍杨振宁的成就时特意写了这么一段:“泡利在杨—米尔斯论文发表前一年也得到了同一结论,但是其中重要的物理疑难要过了十多年后才由其他物理学家解决。泡利选择不发表论文,而杨及米尔斯则决定发表,物理界只用‘杨—米尔斯’来命名……不无讽刺地,杨先生却对这包罗万象的框架中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所保留,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它。虽然如此,他和米尔斯的这项成就,还有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是物理学的丰功伟绩,粒子物理学也从中获益不少。”

我虽然读过杨振宁的传记,但并不能肯定泡利曾得到过“同一结论”,泡利是有类似的思考,由于理论与当时的实验现象不符,他觉得理论很荒谬,没有再深究下去,而杨虽然也意识到理论和实验的差别,但他觉得这么“美”的理论,必然有它的价值,于是仍然决定将理论发表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直觉。似乎泡利还曾大肆攻击过杨。——这样看来,物理界当然只能用“杨”来命名。在丘的春秋笔法之下,杨的重要性被显著降低了。

这样的笔法在丘的书中还有很多,涉世未深的人很容易被丘的“仗义执言”所俘获,不过丘的这些言论都经不起推敲。

某些时候,丘的文字就不能仅仅用“春秋笔法”来形容了。1993年,丘和其老师陈省身先生一起坐车去北京,打算会见国家领导人以促成中国举办1998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丘写到:“在这两小时的车程中,我要好好想想见面时要说什么。陈先生也有点儿紧张,但是当时他只关心南开数学所,对于中国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则有些事不关己。之所以如此,或因八十二岁高龄的他并不肯定到时是否还健在,但是他希望为南开数学所争取更多的经费。”

鲁迅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丘看待周围的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师也是恶意满满。

最近我在带着宝宝臭念《诗经》,由于小时候只学过一篇《硕鼠》,我对《诗经》了解得并不多。我在中国大学慕课网上注册了一门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鉴赏》,闲时听听课。骆玉明上课很受学生们欢迎,他常常在课堂上分享一些自身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有一次他提到,“文学家是有特权的”。这是他在和太太吵架的时候用来威胁太太的话。简单地说,由于他具备著书立作的能力,后人只能根据他的文字来推测他和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对谁错,于是他可以随意把太太描绘得十恶不赦。当然,骆玉明说这些的时候是在开玩笑。不过,我读完丘的自传之后,感觉这本书为“文学家是有特权的”这句话提供了一个反例。文字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在这本自传中,丘极力地美化自己贬低别人,不过还是失败了。

父母回国

父母在滞留美国许久之后,终于在上个月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如今他们已经完成在上海的两个星期隔离以及在家乡的一个星期隔离,回到了家。

此次父母美国之行本来是计划呆5个月的,后来赶上疫情爆发,不得不取消机票并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回国机票稍后又被航空公司取消了,只能继续延。这次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在航班起飞前两天,也就是我带他们去纽约进行核酸检测时下起了大雪,但是起飞的那天天气晴朗,终于顺利地飞了回去。

父母回去之后,我和宝宝倒是十分淡定,忙碌的生活也使我们无暇长吁短叹。两个娃却表现得有些惆怅,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好在每天的视频聊天冲淡了离别之苦。

父母曾经向我们提起,对于我们呆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他们都会支持,只要我们自己觉得好。但是客观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一直留在美国,他们想见见孙辈们太难了。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即便和他们不在一个城市,那见面也不过是一张车票的事情,而在中美两地奔波,就要复杂得多。在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便是见个面也完全成了一种奢望。这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就回国这件事我和宝宝有过多次讨论,以前她不太倾向于回国,渐渐地想法好像略有改变,她开始觉得美国不太安全。虽然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穷乡僻壤,安全是不需要过多考虑的事情,但是发生在美国大城市里的骚乱,枪支乱象,以及社会对亚裔的敌视似乎让她有所触动,也或许还有对美国将来的预期。总之,我们没有对思想上的细枝末节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但唯一我可以确认的我们之间已有的共识是如果回国的话那也会安排在往后的几年,而不是立刻。

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现在没有合适的机会。如果我们去一线城市,生活质量将会显著下降,不但将会蜗居在小房子里,遭遇长时间的通勤,我恐怕也会忙到没什么时间陪娃,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如果去二线城市,我的薪水将会大幅降低,能不能适应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一个妥善的方案,所以只好往后拖了。

不过长久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在小孩长大之前做个决断。我初步的想法是,搞一个副业,使自己有一些额外而稳定的收入,即便不多,回国的话压力也会小一点。做自媒体是一个选项,我需要思考如何去做。

下雪了

最近雪特别多,一个星期之内下了两场大雪,每次降雪厚度都有10-20厘米。

和前几天的不同,今天的这场雪下得十分轻盈,下雪的时候没有什么风,摇曳的树枝上也挂满了雪花。从窗户向外望去,世界完全变成了银色。宝宝臭遇到下雪总是会特别激动,巴巴地站在窗前等待雪停。雪停了我要去扫雪,宝宝臭便屁颠屁颠地跟着我出去玩。今天的雪从早晨下到傍晚才停,于是我们赶在晚饭前出来。在我扫雪的时候,宝宝臭拿着她的玩具铲子东铲铲西铲铲,待我忙完,便和我打雪仗。

论到打雪仗,一个6岁的小屁娃自然不是我的对手。我的雪球在她身上从头到脚多点开花,打得她不断求饶。后又骗得她来到一棵树下,趁她不注意我使劲摇晃树枝,让她感受大雪纷飞。宝宝臭虽然出门时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在我的凶猛攻击之下,她的脖子、脚踝等处仍然钻进了很多雪花,润湿了衣服袜子。不过宝宝臭玩得兴起,这些不舒服也都顾不上了。

虽然宝宝臭的进攻实力不如我,但她的耐力却更胜一筹。我玩了一会儿不想跑了,宝宝臭还意犹未尽,于是后来变成了她追着我打,一边打一边大声叫唤,声音响彻左邻右舍。

在她也跑不动了之后,我们开始堆雪人。今天的雪质非常好,柔软而又蓬松,也没有冰渣子。我撅着屁股,推着一个小雪球到处滚,小雪球越滚越大,很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雪团,作为雪人的身体。宝宝臭捏了一个雪人的头,装在雪人的身体上。由于出来得匆忙,我们没有带胡萝卜之类的道具,寻到几根树枝作为雪人的装饰。给雪人稍作整理,倒也像模像样。宝宝臭十分开心,跟雪人合了个影,还心心念雪不要化得太快。

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雪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给她看看?

玩了一个小时之后,忽然听到宝宝趴在窗户边上大喊“要吃饭啦!”,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天气预报说下个星期继续下雪,看来宝宝臭还将继续被我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