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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离职了

约翰全名叫做撒切尔约翰。

他的工作是仪器维护。每周三的早上他会准时出现在实验室,花费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维护我使用的两台仪器,然后离去。每周的这一小段时间是我和他生命中唯一的交集。

约翰并不是我所在的公司的职员,他的公司与我所在公司签订了20年的仪器维护合同,如今合同到期,但我所在公司并没有续签,而是找了另外一家公司,因此约翰的工作随着合同一起到期了。

约翰现年60出头,谈到未来的打算,他说虽然工作内容少了一些,暂时还是会在目前的公司工作下去,而全职工作太累,将来可能会考虑找一个兼职的工作。按说60多岁也可以退休了,但约翰的生活仍然有一些压力。他育有二子,大儿子目前在警察局工作,未婚,二儿子还在读书。他还需要赚一些钱给父亲在佛罗里达的公寓还房贷,不过好在每月房贷不多,压力也不大。

仪器维护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很高的文凭和技能,约翰看上去也不是很精致,我一直以为他这辈子就是做类似的工作。他有一次跟我说到,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工程师,跟着公司走南闯北,为各个高校和企业安装测试新的仪器,只是后来公司裁员,他重新找工作之后只能获得现在这样一个相对低端的职位。

这个职位的工作虽然做起来不复杂,但很辛苦。他住在马萨诸塞州,而我所在公司是在康州,他每天早上3点起床,开两个小时车来到康州,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大约在6点左右开始维护仪器。由于仪器众多,他的工作需要持续一天。而搬家并不现实,因为他不只是需要来康州,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作也需要完成。

我很难想象日复一日早上3点起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但约翰就以这样的作息度过了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

大概是由于他算是一个局外人而非我的同事,所以我们之间的聊天非常坦率。我和他属于两代人,不过说起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琐事都滔滔不绝。我们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毕竟没有实质上的来往。他最后一次做仪器维护的时候,简单地告诉我不会再来了,于是我们聊了一下今后生活的打算。离开时,我祝他好运,希望他的生活能够早日轻松一些,然后,我们也没留个联系方式,就此告别。

教育的问题

最近宝宝跟我分享了关于剑桥大学一个留学生自杀的故事。自杀事件发生在2020年,但直到现在更多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戴劲,剑桥本科,另有一对夫妇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这女的比戴劲大八岁,和戴劲同居了四年,不知道两人同居的时候女人的丈夫在干嘛,总之三人关系十分混乱,让人难以置信。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此女精神控制了戴劲,花了他很多钱,还在微博上营造各种高大人设。戴劲自杀后,他的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戴劲的微博账号申诉回来,将三人关系公之于众。

网友于是炸锅了,此事件也成为近期微博上的一个热点。许多人都在为戴劲打抱不平,声讨这对夫妇,不过网友说的一些细节,对旁人来说难辨真假,以此来分析谁对谁错没有太大的意义。由于这三人的交往并无强迫性,戴劲也早已是一个成年人,可以为自己负责,所以想要追究这对夫妇的法律责任恐怕是不太现实,最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让他们社死。对于吃瓜群众来说,需要思考的是下面这个问题:

戴劲家境优越,住的是北京的联排别墅,从小成绩优异,一直是班上的班长,长得帅,弹得一手好钢琴,高中即考上英国顶级私校,大学又考上剑桥。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为什么会被一个女人精神控制,最后以自杀结束生命?

自杀的官方原因是抑郁症。抑郁症是个筐,啥都能往里面装,我并非否认抑郁症的真实存在,但人们应该多分析分析抑郁症产生的原因以及讨论如何避免得抑郁症,而不是待出了事之后把真正的责任全部推给抑郁症,那不但于事无补,活着的人也无法从悲剧中得到警醒。

由此我想到了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经提到过的一个现象。她经过观察,发现那些体力劳动者,如建筑工人、农民等得抑郁症的概率明显要低于脑力劳动者,由此她推论出,得抑郁症的人很多是从小没有经历过体力劳动之苦,不劳作,不运动。(李玫瑾. 心理抚养.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当然,抑郁症的发病机制需要医生从专业的角度去阐释,李玫瑾的这一简单而“粗暴”的推论,从学术上看不太严谨,毕竟严格的因果关系需要实验和统计数据来支持,但是从实践上看,这个推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网上流出的鱼火锅视频中可以看到戴劲是一个非常阴柔的男人,举手投足之间感受不到阳刚之气,一看就是从小被保护得很好,没有受过生活之苦。碰到处心积虑的坏女人,毫无招架之力,并且在意识到问题之后,也没有能力退出,最后只能以自杀结束。

此事给我在教育小孩方面几点启示。

  1. 要让小孩吃苦。我和宝宝都认为小孩需要吃苦教育,但是在教育方式上有所分歧,她希望娃们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游泳打球什么的。她所提到的都是包含较高技巧的运动项目,而我偏好的吃苦教育是技巧性比较低的,完全的体力劳动,如长跑、锄地、搬砖等。小孩需要从这些重复的单调的枯燥的体力活动中磨炼意志。不过我们所说并不矛盾,最理想的状态是“全都要”。
  2. 不要让小孩过早地离开自己去外地求学,最好是大学才出去。高中的时候就去异国求学,无论学校有多好,对于小孩的身心发育都是挑战,关键是面对这种挑战无论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不能带来好的结果。未成年人是需要有家长陪伴的。
  3. 家长不应过多介入小孩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要让他们自己慢慢培养出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家长需要设一个底线,一旦小孩遇到的问题超过了底线,就必须采取强力手段让事情的发展可控。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戴劲在诊断出抑郁症之后父母就让他回国,后面的事情应该会完全不一样。

口罩战争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人对口罩的看法可谓一波三折。最开始,政府提倡说病人应该戴口罩,健康人不必戴口罩。这种说法不利于传染病的防治,很快政府又改口说,口罩供应不足,应该把紧俏的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普通人就不要戴了。再后来,口罩的供应已十分充足,人人开始戴口罩。一段时间过后,大概在2021年的中期,疫情好转,政府又迅速取消了口罩令。待到新冠病毒的变种开始肆虐,口罩令又被重新拾起。如今,虽然日增感染仍有好几万,比之高峰时期的日增几十万却已经好多了,政府又开始放松口罩限制。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反智主义的盛行,这已经是陈词滥调。口罩这个简单的东西,戴了没什么坏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疫情已经两年了,美国人还是和口罩过不去,仍然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我忽然想到,是不是问题没那么复杂,美国人可能就是单纯地不喜欢口罩?

戴口罩的目的是为了遮住口鼻,阻断病毒传播,遮住口鼻的同时也把大半张脸遮盖住了,只留两只眼睛。戴上口罩之后面部表情基本上就看不见了,但对于美国人来说,说话时的面部表情非常重要,它可以传递很多信息。学过英语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美国人说话时面部表情的变化极为夸张,面部表情平淡则完全无法说好英语。举个简单的例子,“wow”这个单词很多中国人学了多年英语也说不好,中文里对应的“哇”和“wow”一样,都是表示惊叹,但两者发音完全不一样,这个音也可以作为区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一个标志。你可以想象电视剧《红楼梦》里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用樱桃小嘴说出“wow”这个音吗?

不能。她一旦说出这个音,她就不再是陈晓旭,而是芭芭拉了。

所以中国的小孩和美国华人的小孩是很容易区分的,他们说话时调动的面部肌肉群完全不一样。

中文因为每个汉字有四个音调,在表达的时候天生具备抑扬顿挫的功能,不需要调动面部更多的肌肉群就可以将感情表达清楚。相对地说,英语必须更多地借助面部表情的帮助才能将感情表达到位,如果看不到面部表情,也就较难体会到对方的情绪。这或许是美国人如此厌恶戴口罩的一个原因?

戴上口罩,你说“I love you”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与之相随而来的是,面部表情的剧烈变化又会导致面部肌肉和口罩之间的更多拉扯,让人觉得更不舒服。这或许就是美国人如此厌恶戴口罩的第二个原因?

我对美国人和口罩的战争毫无兴趣,我无视政府在口罩政策上的反反复复,出门必带口罩。问题在于,大宝年纪还小,做不到像我这样。康州政府在上个星期出台了新的口罩政策,允许室内不戴口罩。在这个口罩政策出台后的第二天学校里基本上就没人戴口罩了。我想让大宝继续带口罩,不过她不乐意。如果坚持让她戴口罩,可以把感染病毒的风险降到最低,但在一群不戴口罩的小朋友里她可能被孤立,至少她自己会觉得不自在。不戴口罩对身体有风险,戴口罩又不利于心理健康,这是一个矛盾。后来我想了想,随她去了。感染病毒的几率毕竟比较小,同伴压力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倒是迫在眉睫,两害相权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