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这两天由原天津大学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吕翔实名举报其导师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学术造假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学术造假是科研界非常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造假如果被发现的话也只会不了了之。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吕翔曾是张裕卿的学生，手中掌握了大量无可辩驳的造假证据。所以在举报信发布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天津大学便火速开除了张裕卿。

一般说来，学术造假可以分为三类：

• 伪造数据。即编造事实上不存在的数据。
• 篡改数据。即篡改实验中得到的不理想的，或者说与实验预期不符的数据。
• 挑选数据。实验得到的数据中有符合预期的，有不符合预期的，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只选择符合预期的数据，舍弃不符合预期的数据。

这三种造假按严重程度依次递减，但都属于学术不端。张裕卿所涉及的造假主要是最无耻的第一类——伪造数据。

这封举报信一共有123页，厚度不亚于一篇硕士论文。举报信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字里行间也可以体会到吕翔对于科研的热爱。若不是遇到张裕卿这样的败类，他完全有获取硕士学位的能力，然而最后却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不得不以退学收场。

中国的论文造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不知为何政府一直以来对此并不重视，造假者所受到的惩罚也不大，甚至大多数造假者在被揭露后仍然位居原职，丝毫不受影响。从张裕卿的造假来看，虽然天津大学化工专业全国排名第一，但是十几年来，其学术审查委员会和学术答辩委员会形同虚设，很难想象这样的专业是如何做到“全国第一”的。张裕卿已经被开除了，但没有理由不让人怀疑其他的教授们是不是也有问题。

在科研领域，低垂的果实已经被前人摘完了，现在的科研确实不好做，然而进入科研领域的人却越来越多，发表论文的指标还越来越高，造假是一种必然。中国大学追求论文的风气始于南京大学，这里有一段历史。1983年5月，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和其他的老教育家们联合向中央建议国家应重点建设一些高等学校，以培养今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人才，史称“835建言”。这份建言被中央采纳了，不过随后发布的重点建设大学只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这样的结果对南大是一种耻辱。在不受国家待见的情况下，接任的南大校长曲钦岳另辟蹊径，在全国其他高校懵懂无知的时候，开始重视并奖励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收录的学术论文。SCI国际上具有权威性，其所收录的论文数和统计的被引用次数可以反映出一所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水平和论文的国际影响。南大因其基础学科的实力以及重视得早，在SCI论文榜曾领先中国其他高校多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南大的名声。但由于资源的局限，在其他高校“醒悟”过来之后，南大便再也没有机会继续领先。

现在各高校面临的论文压力便是由这一历史过程演化并发展起来的。在过去，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国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过如今事情正走向反面，高校的论文发表压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灌水和造假行为则败坏了中国科学的声誉。这种局面短期内没有好转的可能。相反，由于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好，各高校还在继续扩大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事实上，哪有那么多有价值的课题供数量庞大的研究生来研究呢？但是发论文的压力却与日俱增，可以预计学术造假还会愈演愈烈。

做学术研究，课题可以不具备大的原创性和新颖性，但不能造假是一条底线，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底线的人太多了。被世人发现的造假常常集中于对图片的不当处理或者重复使用，这是一种低级造假。稍微用心一点的会选择在数据源头造假，做得天衣无缝。虽然这样的实验结果肯定无法重复，那又有何妨？即便是发表在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不少也无法重复。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是，科学本来就是在探索未知，如果探知错了，改正便是，这也是一种意义。造假者实际上可以做到在自己的道德领域也立于不败之地。

造假的张裕卿不是一个个例，没有张裕卿也会有李裕卿。张裕卿被举报只是因为吃相太难看，而李裕卿可能不会粗暴地伪造数据，粗暴地对待研究生，他会将学生拉到办公室，客气地告知数据不太好，得想想办法。聪明的研究生心领神会，很快就返回了“好”的数据。双方都做得非常体面。

如果一个领域出现普遍性的造假，苛责个人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说明这个领域整体上出了问题。俗称的“生化环材”，即生物、化学、环境、和材料学科，是科研论文灌水和造假的重灾区。我很奇怪这些学科是如何不约而同走到现在这一尴尬的境地的。我读博士时遇到了好的导师，但我已知自己没有做学术的天赋，也丧失了做学术的热情，毕业之后坚决地走向了企业界，现在看来，这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做人，最重要是开心。

不知从何时起，“碎片化”这个词语开始频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我猜想“碎片化”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至少我小时候从不曾耳闻。最近在家，对“碎片化”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当我坐在电脑前工作的时候，每隔一会儿，宝宝臭必推开门，屁颠屁颠跑到我的面前：

“爸爸，你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呢？”

“爸爸，你可以帮我打印两张图画吗？”

“爸爸，作业做完了，你给我检查！”

“爸爸，今天可以出去玩吗？”

……

我的耳边于是一直萦绕着“爸爸爸爸”。

这里可以看出，“碎片化”其实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人的生活本质上就是碎片化的，即便没有宝宝臭来找我，我也会在工作间隙休息一下，吃点好吃的，或者起身走动走动。之所以现在看上去“碎片化”和信息技术联系紧密，有两点可以考虑。

第一，信息时代大量的碎片化时间被占据。普通人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碎片化时间，一般出现在做两件事情之间，这种间隔本来可以让心情暂时放空，让大脑休息。但是现在的一丁点儿时间大家也会把手机拿出来刷一刷，唯恐漏掉了什么重要信息。还有一部分人则生怕浪费了这些碎片化时间，如等公交车的片刻也想着背几个单词。这些做法看似充分利用了时间，实际上使大脑疲惫不堪，反而降低了生活和学习的效率。

第二，信息时代使用超文本链接和个性化推送。网站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点击率，为了提高点击率，网页上无孔不入的超链接和推送强烈而精准地诱导着人们点击更多。在使用网络的时候，无意识的点击常常让人偏离了本来的目的，以至于使时间进一步碎片化。

“碎片化”可以分为“主动碎片化”和“被动碎片化”，好比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想要休息一下，这是“主动碎片化”；我工作时被宝宝臭打断，这是“被动碎片化”。两者都是生活中的常态，很难笼统地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不过我想了想，如果要减少“被动碎片化”的生活，那至少要等到娃们长大之后离开家以及我退休之后，似乎还很遥远。从另一方面想，如果生活中没有了“被动碎片化”，说明我也老了。不如好好享受现在的碎片化生活，管它主动还是被动呢。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昨天正式批准了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作为治疗新冠病毒的用药。这也是目前唯一一款获得FDA批准的新冠病毒治疗方法。

瑞德西韦大概是在今年2月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起因在于美国“第一位”新冠病毒患者在医生申请紧急授权使用瑞德西韦之后，病情迅速好转。瑞德西韦一时间被中文媒体大量报道，并将其音译为“人民的希望”，以至于当时还有国内的朋友向我打听还有多久可以使用这个药。

我现在倒是可以回过头去回答这个问题了：八个月。不过我当时的回复是，时间会很长，而且个例不能说明问题，特别是对于新冠这种自愈率极高的疾病，这个药有没有效需要更多试验。

八个月完成一个新药的临床试验以及FDA的审查批准是一个闪电般的速度。如果药物确实有效并且情况紧急，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瑞德西韦尴尬的地方在于它的疗效只是彻底体现在这第一个病人身上，后续的试验渐渐让其变成了“人民的失望”。中国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由于后期病人数量不足而提前终止，未能得到有统计意义的结果。没有结果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因为如果瑞德西韦真的非常有效，在试验未完成时就可以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国外的完整试验有很多，比如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7764）就宣称“Our data show that remdesivir was superior to placebo in shortening the time to recovery in adul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and had evidence of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相对于安慰剂，瑞德西韦可以缩短感染新冠病毒后住院病人的恢复时间，并可降低呼吸系统感染。”）而另一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论文（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10.15.20209817v1.full.pdf）则总结说“These Remdesivir, Hydroxychloroquine, Lopinavir and Interferon regimens appeared to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on hospitalized COVID-19, as indicated by overall mortality, initiation of ventilation and duration of hospital stay.”（“通过考察总体死亡率、接受呼吸机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瑞德西韦、羟化氯喹、洛匹那韦和干扰素方案对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病人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效果。”）

初看结论是矛盾的，细读则会发现，在报导瑞德西韦有效的论文中，也只是提到了其可以略微缩短感染之后的恢复时间，略微降低死亡率。换句话说，疗效即便存在也是微弱的。综合各个临床试验的结果，现在争论的焦点应该是：瑞德西韦到底是有那么一点点疗效，还是完全没有疗效？

在这样的争论下，FDA批准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让人感到非常草率。这是一种病急乱投医，对FDA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损伤。

瑞德西韦最初是作为治疗埃博拉病毒而研发的。一种针对特定疾病开发的药物后来被证明对另一种疾病有效，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辉瑞公司的“伟哥”一开始是作为控制血压的潜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发现能够治疗男性的性功能障碍，转而获得巨大成功。不过这样的好运不常有。瑞德西韦用于埃博拉病毒的治疗并不成功，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抗病毒药物。从全局看，世界上尝试用来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有许许多多，以瑞德西韦的历史，并无特别的资质可以使其受到强烈关注并成为治疗新冠病毒的主要候选药物。但是站在吉利德公司的角度，一切便好理解了。失败的研发已经使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如果瑞德西韦能够被批准用来治疗新冠病毒，不但可以弥补损失，还可以大赚一笔。我谨慎地怀疑，从今年年初甚至更早时候开始，吉利德公司便在暗中推动瑞德西韦用于新冠病毒的治疗并买通了各大媒体用于扩大瑞德西韦的影响力。我并非对此作道德评价。用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毒的临床试验是有意义的，如果证实存在疗效那自然皆大欢喜，但是在其微弱疗效都尚存重大争议的情况下申报FDA并获得批准，绝不是一件科学上正确的事情。

企业需要一个药来赚钱和抬升股价，政府也需要一个药来安抚民心，因此瑞德西韦应运而生，至于有没有真正的疗效，不如先放到一边。从这个角度看，瑞德西韦是“企业的希望”，“政府的希望”。它唯独不是“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