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阎连科. 她们.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读这本阎连科的《她们》。

大学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读一读当代文学。身在理科系，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关于“文学”的交流，我就自己找，后来觉得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不错的，拿几本获奖作品过来先看看。首先找到的是《平凡的世界》，无它，名气太响亮了。读完我的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问题：这个小说它好在哪里？不久之后在《科幻世界》任主编的阿来其作品《尘埃落定》也获茅盾文学奖，《科幻世界》在某期杂志上以巨大的版面介绍这一喜讯。我想，要不再买来看看？看完之后又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回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

后来又断断续续看了些，除了阿城的《棋王》和钱钟书的《围城》给了我惊喜，其他基本上都读不下去，之后就对当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免疫了。无论吹得多么天花乱坠，还是没兴趣。具体地说，散文可能还能看一看，小说我就再也不上那个当了。现实如此光怪陆离，想看小说直接去各大新闻网站的社会版面逛一逛，绝对比看当代小说刺激。

阎连科也是以写当代小说出身，他的小说我都没有兴趣。但既然诸多荣誉加身，看看他写的散文倒也不错。他的这本《她们》以及之前出版的《我与父辈》，分别叙述了他所在农村的女性和父辈的生活。

阎连科生于1958年，他的父母辈相当于是我的上两代人。虽然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有过交集，但对他们年轻时的生活知之甚少。从阎连科的回忆中，或许我能管中窥豹。

《她们》写了很多女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讲述了自家的女性，包括姐姐姑姑婶婶以及母亲等；后一部分则写了家乡的几个女性的故事。这后一部分写得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也了无新意，可说是本书的败笔，不知为何要收录进来。写自家的女性，作者有更多的素材，也投入了更多的感情。

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他和二姐一起去八十里外的煤矿去拉煤，两个年轻人在夜色中拉着五百斤的煤往家赶，走不动了绝望之际终于等来了接他们回家的哥哥。也许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让我觉得一大家子的感觉真好。

在这本书里，作者很坦然地剖析了自己，如去部队之后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悔婚。这点我倒是认为无可厚非，毕竟当时只是说了个亲，没有结婚。为了能够进入城市，为了更好的未来，谁愿意早早地被束缚起来呢？但读完此书，我感到作者有些更大的问题，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还是他和二姐的事。当年，他和二姐同时由初中升高中。父亲跟他们说：“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所以他和二姐只有一人可继续读书。作者那时贪玩，分数没有姐姐的高。从旁人来看，如果完全按照公平起见，应该是他二姐去读高中的。然而二姐从午后踌躇到半夜，最后告诉作者她不去念高中了。

于是作者去上了高中，其后也只读了一年便肆业打工，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高中经历，作者后来也不能假装高中毕业而去从军入伍，整个命运或许也就不同了。

令人奇怪的是，作者多年之后回忆起来，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二姐当时的心理活动，而对自己的想法不置一字，这不合常理。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对自己当时的想法与纠结记得更加清楚吗？这与写作方式无关。就在这本书里描述拉煤的时候，作者写到：“拉煤是一种庄严和仪式，能去拉煤就证明我和二姐真的长大了，可以做劳动力们才能做的事情了。烧煤的事情不用父亲用哮喘的喉咙顶着寒冷和北风，病牛一样往家的方向拼死喘息了；也不用欠情求人、起早贪黑帮助我家拉煤了。”可见对于每一件事，作者其实是有很多想法的，而且记得很清晰。然而在上高中这一件事情上，作者对自己的想法惜字如金。唯一描述自己的状态是“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般，把一段命运暂时搁在脑后，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从这只言片语之中，给我的感觉反倒是作者胸有成竹，仿佛这个机会一定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十年前的《我与父辈》一书中作者便记叙了这一段经历，在十年后出版的《她们》一书中又一次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这一大段。这是两书唯一的共同部分，想必作者对这段经历十分珍重。然而我觉得不妥，作者显然是在回避。显而易见，作者是整个家族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作者在发达之后也尽可能地为家族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试图找关系帮大姐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可是，如果作者年轻的时候没有反思，为何不在如今上了年纪荣华富贵皆有了之后问一问：自己内心有没有歉意？如果当年这个机会给了别人，会不会不一样？

在《她们》里，作者没有提及。但是在《我与父辈》里写二姐时，作者倒是写过这么一段：“……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衣无温暖，食无饱饭，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今天我们记述下来，也就是记记忆忆而已。”

所以说，在作者眼里，这是时代的错误，不是我的错误，我没有错。

无独有偶，作者退伍之后有提干的机会，又遇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作者写到：“我是那天黄昏到的家，当向全家说了部队还让我回去提干后，一家人都不再为我的归来喜悦了。不光是战争，还有父亲的身体日渐之衰弱，哥哥在外工作，大姐、二姐都已嫁人，家里急需我回来劳作种地，照顾父母。”此时，作者又完全回避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而是继续写到：“家人饭后沉默着，为到底我返不返军营去提干，犹豫、纠结和矛盾。从黄昏一直延续到半夜，直到深夜十二点，哥哥半夜下班，从县城沿着一条小路在水边摸黑骑车走了三十里，赶到家里告诉父母说，连科爱写作，他回到家里这爱好连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县文化馆里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能让他进入文化馆？‘让他走吧，家里多大的困难都有我。’哥哥的话最终把一家人的纠结开解了。”

看到没有？作者人生中重大的决定，都是由他人之口做出的。而这些决定，都是利于自己的。

作者书中也提到：“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然“懦弱”的意思是软弱无能，而我并不觉得作者懦弱，他只是很狡诈，换作时髦一点的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丢人，而且时过境迁，也很难说作者对他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我遗憾的是作者活了一辈子，到老了仍然在逃避，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那又何必写这样一本书呢？

不过我得承认，《她们》这本书也有其可取之处。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使其可以流畅地记下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们可以窥见当时的人生百态。

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写了写他和孙女之间的一些互动，大概是觉得孙女也算是家中女性一员，用来作为本书的结尾再好不过。不过这些文字读来十分诡异，如：

“两岁半的那一年，我俩在紫竹园的竹林里边捉迷藏，累了躺在山上树下的两条石凳上，望着天空和北京城，她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我道：‘爷爷——咱俩结婚吧。结了婚你先别老，我也别长大，咱们就住在紫竹园里不回家，饿了吃烤肠，渴了吃盒冰激凌，你说这日子多美多好哇。’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人类最难如愿的理想了，是真正真正的谎言乌托邦。可我还是朝她以承诺的信用点了头。”

“在一如往日、又时时异新的季节里，我们还是不断地牵着拉着手，到紫竹园里去，不断在竹林、树林、湖面的船上和游乐场的边上讨论世界、物事和我俩结婚的事。因为年月和时间，让她懂了世界、物事和条件，于是她就总是说：‘想和我结婚你给我买两盒冰激凌、两根烤肠吃。’买了她就答应结婚的事。不买她就嘟着小嘴儿，毅然地别我独自朝着前边的哪儿走。如果这时我折中给她只买一盒或一个，她会很严肃地威胁说：‘结了婚，我还会和你离婚的！’”

在这篇短小的散文里，还有多次类似提到结婚的桥段。我毫不怀疑作者的善意，我也毫不怀疑这样的儿童教育是有问题的，我更毫不怀疑作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认清自己的问题十分困难，特别是老年人。一是年事已高思维容易僵化；二是在德高望重之后，周围一圈拍马屁的。

上一代人有上一代人的局限，而我们这一代人又会不会做得更好呢？

马小星. 龙：一种未明的动物.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我怀着猎奇的心理饶有兴趣地拿起这本《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哪想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一鼓作气竟然就读完了。

本来以为作者是要对“龙”这一形象做一总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发现，作者阐述的远远不仅如此。作者实际上是在尝试论证“龙”这一生物的真实存在。要怎么形容我的感觉呢？就好比网上有人发了个关于杨幂的帖子，本以为不过是几张图片，点开一看居然是“我老公呢？”——所谓惊喜，不过如此。

这么说太三俗了，就此打住，回到本书。可以想见的是，要说服大家相信一个传说中的生物，颇有难度。作者的论证有几个层面。首先一开始就指出，现如今不存在的生物，不代表在过去不存在。这点很好理解，很多生物都已经灭绝了。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进行考据，搜集了各种古籍中对龙的记载，从中归纳出龙的特点，比如说身下有脚，头上有须，不侵犯人，喜水，腥味浓等等，并由此跟其他可能混淆的动物区别开来：龙不是蛇，不是蛟，也不是鳄鱼，龙是一种独特的生物。有一点挺有意思，十二生肖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和人类有密切联系的，除了龙以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作者觉得，古人的思维不会太复杂，古代的中国人不大可能也并无必要创造出一种不存在的生物放在十二生肖里，更大的可能是古时候龙真实存在且并不稀有。

当然，以上这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毕竟我们无法回到古代。作者又引述了一份发表于1989年的目击报告，说是1944年在东北的松嫩平原有人看到了龙。作者随后组织人力找到了目击者并实地多次探访。在调查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坠龙”确有其事，但其他多数人的口述和最开始看到的目击报告不太一致。大多数人目击到的坠龙事件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和1944年出入较大。作者意识到，目击到龙的事件可能不止一次，而是多次。而最近的一次，据书中提到，是在1978年的山西。

这些目击和口述记载，可以说是本书的精华部分。很多目击者年事已高甚至已经过世，以至于只能从其子女的转述中获得只言片语。在这个时间点把这些记录下来，应该对后世的研究大有裨益。按常理判断，不大可能所有被采访的人都在说谎。无论他们有没有目击到传说中的龙，他们或许真的见到了未曾见过的生物。

遗憾的是，这些见闻并没有影像记录下来。书中唯一提到的是一张照片——“龙骨”，刊载于1934年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由于年代所限，照片很不清晰，那具“龙骨”如今也不知所踪，无法成为证据。

其实读到这里，我对于龙的存在还是挺乐观的。如果从古至今有这么多人看到了龙，包括地上趴着的，天上飞着的，那么没有理由今人看不到。如果龙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生物，那么无论它们藏在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被人发现，并记录下来。我隐隐担心的是，对于龙的目击事件会不会如同对于不明飞行物（UFO）一样。在影像记录不发达的年代，不明飞行物的目击记录层出不穷，然而随着便携高清电子产品的普及，目击记录反而直线下降。由此可以推测，以前那些目击或者影像绝大多数都来源于错觉和误会——而即便如此，还是有极少数的目击是按照现有的知识无法解释的。

再来说说本书不足之处。作者从多种角度论证了龙这种生物的可能性，为了支撑本书的论点，作者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方面的研究，有些叙述并不严谨。为了说明龙可能存在于地下水或地下湖泊中，而这些地下水泊可能是人类目前无法涉足的，作者提到，“加拿大有学者甚至推测，在距地面15—20公里的岩层中，仍有可能存在液体层。”这一论据来自于2014年香港文汇报的新闻。姑且不论作者没有找到原始文献，在这篇新闻稿中，也只是提到“美国的科学家在北美地壳大约660公里之下发现了隐藏的水源……因为这些水分的位置非常非常深，而且以非液体存在，所以很难提取。”毫无疑问，所引用的科学发现与作者想要证明的问题大相径庭，或许是一个引用错误。

作者的论证逻辑也有些问题。龙的飞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龙没有翅膀，没有翅膀又可以飞行的生物人类还没有发现过。在试图阐释龙为什么会飞的时候，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叙述了生物界的神奇，比如说蝙蝠的超声波定位，电鳗的放电等等，然而这些对理解龙为什么会飞毫无帮助，不能因为自然界有神奇的现象所以龙就可以有神奇的本领。

还有一些矛盾的叙述，比如书前面说龙可能已经灭绝了，所以今人不知，后面又开始详述近代以来的目击事件。

不过，瑕不掩瑜，我仍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主流科学家大概不会对此发声，因为科学需要证据，科学需要可证伪。作者也一再强调，龙的真实存在只是一种假说。不过我相信那些实地考察的目击报告并非空穴来风，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发现一种未明的生物，它也许是龙，也许不是。

柴静. 看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前两天的博客里提到柴静，发现她好像消失了一样。网上查了下，有说是被封杀了，不过消息来源看着不像个靠谱网站，也不可信。唯一确认的是，她已经销声匿迹不再露面。封杀是一种可能，不过我更倾向于她是回家带娃去了。带娃，那真是耗精力啊！哪还有空搞采访？

我想起她早年写的书《看见》，发售的时候是真火，我前段时间也曾找机会拜读，读完心里面升起一股古怪的感觉，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分析分析。

古怪的感觉在于，如果有人说这本书写得不好，我不能认同。柴静文笔流畅，时而诙谐，时而严肃，文字充满了生活气。柴静笔下所经历的新闻事件和人物给人带来的感动也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的文字，特别是涉及对话的部分，有些过于琐碎，但这是作者的个人风格，无可厚非。我想了半天，发现“古怪”并不来自于这本书，而是透过这本书的文字，我觉得柴静这个人有些问题。

最先感受到的一点是，柴静对自己的反省实在太多了。每做完一件事，柴静就要反省一番，认真贯彻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指导思想。不过我并不欣赏这一点。工作并不是校园里的学习，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胜任”自己所做的工作。反省如此之多，只能说明这个岗位自己无法胜任。不可否认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核心能力是需要首先掌握的。好比一个人去做快递，他的核心能力是会开车。他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慢慢熟悉找地址，但一个人要是连车都不会开，要他做快递干什么？柴静所反省的，很多都是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她欠缺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她的优点在于，刚开始去央视的时候有着一腔热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她应该先花时间学一学如何做深度新闻报道，而不是一开始就让她赶鸭子上架。

而且我个人并不喜欢一天到晚反省自己的人，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我会觉得厌烦，躲得远远的。

另外就是在她的叙述采访中，没有看到什么理性分析，有的只是对事件的感性认识。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是，在做关于拆迁方面的新闻时，她去采访一个搞了强拆的地方官员。那小官嬉皮笑脸的，顾左右而言其他，最后一副“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柴静回来在她的小本本上愤怒地写道“这个人太没有道德了！”（大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无语。关于强拆这么复杂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岂是一个小地方官员“没有道德”就能概括的？整本书看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柴静“才不配位”。她有她自身的优势：细腻，耐心，有勇气。她可以辅助新闻报道，但她无力主导新闻报道。

她能去主导，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的新闻人选拔机制有问题。

看完这本书还顺带解决了一个曾困扰我的问题。在2010年一期《面对面》节目中柴静采访丁仲礼院士，话题是关于全球的碳排放方案。在这期节目里丁仲礼院士发出了一个千古绝问——“中国人是不是人？”而柴静在节目中面对丁仲礼院士无论是提出的问题还是自身的举止神态完全就是个傻子。当时网友们吵得很凶。有人说柴静啥都不懂，两个人的交流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另有人说柴静其实是在做捧哏，为的是突出丁院士的回答。从《看见》这本书体现出的柴静来看，她没有做捧哏的觉悟。

以上为读完《看见》这本书的一点感悟。以下我想随便聊聊年轻女子和老男人的话题，事实根据不多，大部分基于想象，纯粹瞎聊。

以我的观察，柴静和北京文化圈里的一帮老男人往来密切，这从她常给老男人的书作序以及其他一些文字上的交流可见一斑。我想了想，柴静这样的女子确实应该是很受欢迎的。有文化，知性，安静。既不像小姑娘一样胸无点墨叽叽喳喳，也不像大妈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长相中等偏上。让人愉悦，又不会漂亮得给人压力。方方有文化，不过那张脸没有男人会喜欢；另一方面，有文化的老男人是很敏感的，长得像范冰冰那样妖的坐到老男人身边，老男人也会紧张。

所以老男人们在一起相聚甚欢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女子坐在旁边倾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享受。老男人所掌握的资源，自然也会尽力分享一些。柴静有资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后来制作《穹顶之下》，顺理成章。

不过这样一种关系令我厌恶。我期望自己老了以后，不会像那些有文化的老男人一样。我也期望我的女儿长大之后，不会跟那些老男人混在一起。

记得二零零几年的某个时候，我和小宋妮娜两口子一起去纽约法拉盛的川霸王吃饭。那时川霸王还开在地下室。店不大，人来人往热气腾腾。在我们旁边坐着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吃饭的过程中一直听到老男人在高谈阔论口若悬河。出来之后妮娜跟我们说：“如果我是对面那女子，早就一巴掌呼上去了！”

看，这才是我们新时代的女性！